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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与邻居:巴以冲突的叙事与历史 | Weekly Thinkr

新思文化2019-05-21 03:28:07



12月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发表的简短演讲中称,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将由特拉维夫移至耶路撒冷,这一计划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我今天的宣言,标志着巴以关系和解的新途径。”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到。


早在2017年1月,特朗普发表总统就职演讲之时,就已一反国际上普遍认为耶路撒冷尚未决定归属权的看法,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而今这一承诺得以实施,引起了巴勒斯坦领导人乃正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愤慨。想要理解巴以冲突,以及美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及宗教冲突中的作用,首先要理解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既是邻居亦是敌人的复杂关系。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卫报》中东与外交板块编辑伊安·布莱克(Ian Black)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1917-2017》(Enemies and Neighbors: Arabs and Jews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1917-2017)一书中,分析了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巴以冲突的深刻历史渊源。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对于各自的民族历史,持有针锋相对并且刻意漠视敌对方的两种截然不同叙事观点。



2013年6月,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萨夫的巴勒斯坦人赢得一档大众电视真人秀“阿拉伯偶像”(Arab Idol)的冠军。这个英俊的23岁青年以精心打蜡的黑玉似的头发、羞涩的笑容和优美的嗓音激情演唱流行老歌,使得成千上万的观众通过短信为他投票。阿萨夫出生于利比亚,却在加沙地带的汗尤尼斯长大。汗尤尼斯是一片人口密集的沿海飞地,尴尬地夹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像一块感染的创伤,长久地——并且经常激烈地——提醒我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尚未解决的有关圣地的纷争。



阿萨夫的祖父曾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成百上千的难民之一,当以色列国宣布独立,巴勒斯坦人则承受了巨大灾难(Nakba,亦作“巴勒斯坦浩劫”),并就此“从地图上和词典里”消失了许多年。阿萨夫的决赛曲目打败了一个埃及选手和一个叙利亚选手。演出通过网络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数百万名观众直播,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城市拉马拉,当投票结果发表时,这些地方陷入疯狂的喜悦。“革命不仅在枪杆子里。”阿萨夫随后向一名记者说。他的晚宴礼服像过节一样装饰着绿色、红色和白色——这正是巴勒斯坦国旗的颜色。他的代表曲目“高举卡菲耶”赞美的正是巴勒斯坦民族性的头巾,也是这个国家及其缘起的最醒目的象征。


阿萨夫的另一首流行歌曲“在阿卡监狱”(Min sijn Akka)纪念的则是一场8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这是一首讲述爱国主义与牺牲的歌曲。在1929年,默罕穆德·贾加姆、法德·希亚兹和阿塔·艾-奇尔因为他们震撼巴勒斯坦的暴动而被英国当局拘捕,并处以绞刑。这个故事被托管地当局称为“西墙暴动(Wailing Wall riot)”。而巴勒斯坦人则称之为“布拉克革命”——“布拉克”在阿拉伯语中指驮着先知穆罕穆德往返麦加和耶路撒冷的有翼人面马型神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的记忆中,这一年则是“动乱的1929年”,133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残忍无情地屠杀。贾加姆、黑亚兹和艾-奇尔则被指控为在希伯伦和萨法德杀害犹太人的凶手。以阿拉伯口语书写并歌唱的“在阿卡监狱”,讲述的正是他们的故事。



巴以双方在历史叙事上的分歧,不仅在于对各自民族英雄的评判上,更是体现在双方长期争夺又悬而未决的地中海东岸那片狭小土地的性质上。这两种叙事都将贯穿呈现于书中:每一种叙事都是真实的,即使它常被敌方曲解为政治宣传与谎言;每一种叙事都不容忽视,我们只有注意到两个民族如何看待彼此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以最简明扼要的定义来说,历史的叙事是“一个民族国家讲述自己的故事”。



以色列人将他们的历史描述为在长达几世纪的反犹主义迫害后对自由和自主权的追求,“散落四方的被流放者”将从流放地“回归”圣山锡安,并在他们古老的家乡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犹太国。最终,在二战期间纳粹对于六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结束以后,这个目标达成了。这个有关国家解放的故事,被精确地概括为一句希伯来语:“从大屠杀到重生”(miShoah leTekuma)。在经历若干世纪的脆弱无力、苦难和屈辱之后,以色列人挽回了自尊和尊严。现在另一个民族的人们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家乡(尽管民族和家乡是人为定义的),只有在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时才被注意。故土“重拾”,荒漠盛开了鲜花。以色列的主流叙事强调他们愿意妥协、和平共处的姿态,而对方却不断错失良机。因而“和平鸽”不得不战斗。无论是1947—1948年或1967年后以色列人在他们所征服的领土上长达几十年的定居,还是在朱迪亚-撒马利亚区(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占领,以及单方面吞并东耶路撒冷,并使之成为“稳固而永恒的首都”——与以色列上述种种行为相比,态度强硬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尚武好战,理应受到更多的谴责。(根据国际法,尽管以色列于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兵,使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为巴勒斯坦当局占领,但加沙地带仍由以色列管控。)我们已司空见惯以色列人声称巴勒斯坦人不会成为和平的“伙伴”,他们的敌人受到仇恨与偏见的驱使,而非出于正义的使命和结束冲突的愿望。恐怖主义行动不断持续。



巴勒斯坦人将自己看作是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居民,人口占多数的穆斯林与少数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已和平共处了数百年。他们的历史是一段抵御外来入侵者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开始,1917年,背信弃义的大英帝国以自己的利益优先为由,拒绝了阿拉伯独立的要求。英国三十年的托管统治(Mandatory rule)鼓励了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继纳粹时代的罪行后,联合国不公正的隔离计划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反对和抗争。接下来则是1948年的战争和种族清洗。19年后,这个国家在地中海与约旦河之间的残存部分也被占领。以色列的独立便是巴勒斯坦的灭顶之灾。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祖国的权利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却从未得到以色列的认同。巴勒斯坦学者纳迪姆·罗哈拿(Nadim Rouhana)说:“冲突的实质,是长期生活在故土上的人们,遭遇了一群外来者,而在外来者的思想意识中,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并且只能是他们的家园。”不过,巴勒斯坦领导人同意只拥有22%的领土,这个历史性的妥协被看作是“不合理的合理”。巴勒斯坦灾难日(Nakba)至今仍在继续,作为一种记忆,也作为一种“现存的历史”,包括持续的军事占领、土地征用、不断扩张的犹太人定居点、被吞并的威胁、被损毁的房屋和一道用于保护以色列安全的“种族隔离墙”——这段历史是一场灾难,永远不会结束。苏穆德主义(Sumud,意为“稳固”),即对民族认同的保护,还有抵抗,在为了自由、尊严和人权的斗争中得到延续。


这些主流的叙事与其说是竞争性的,不如说它们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正义和胜利,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是非正义、失败、流亡与屈辱。在几十年来的选择性记忆、重述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中,这些说法得以不断发展并更加稳固。英国最后一任高级专员艾兰·坎宁安,在英国托管不光彩地结束后几周内,做出了如下评价:“在处理有关巴勒斯坦的政策时,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解决问题的方法中……从来不会提到对方。看上去就好像他们刻意忽视彼此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很难找到达成共识的基础。即使教科书试图调节或整合这两种对立的叙事,也不得不将它们印在分开的两页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曾举办过一场有关创新项目的讨论,还野心勃勃地命名为“共享历史”,可讨论却迅速得出结论,双方不同版本的历史实际上少有共同点,甚至在20世纪到来前就是如此!在阿克萨群众起义(又称“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教育学家曾为双方都能接受而创造的“桥梁叙事”(bridging narrative)化为泡影,因为“两个民族对彼此的怀疑、仇恨和苦毒,是如此地强烈。”

2017.12.16